中国企业的非对称创新战略(2)

制度是“游戏规则”，中国的制度转型就是“游戏规则”的逐步改变和完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的“游戏规则”也有着独特的特征。首先，强力政府通过要素供给驱动企业创新。转型的中国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量的关键资源，例如土地、资金、技术等核心要素资源。政府通过控制和分配要素资源引领着创新的方向，甚至催生“制度型市场”——国家在解决战略需求过程中依靠制度变迁带来的市场需求——支撑某些产业的发展。例如政府在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高速铁路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平安中国”、“智慧城市”等政策以及北京奥运会等重大活动直接催生了民用安防产业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在资源分配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多种问题，特别是“政治关联”作为一种获取资源的关键方式在理论和实践中均被广泛讨论。如果深化供给侧改革以有效率、有效果地分配政府掌握的核心资源促进中国企业的创新追赶成为关键。

其次，制度空白的存在使得企业通过制度创业驱动创新。转型经济的另一特征就是有着许多制度的不完善和制度执行的不完备。这些制度空白一方面可能限制了企业创新，同时也为企业制度创业提供了可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早年的互联网产业在没有任何制度约束条件下“野蛮发展”，而后逐步“摸着石头过河”，在解决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问题，一些对应的制度逐步涌现，为互联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保驾护航。

再次，复杂制度的存在也包容了企业多种形式的创新。制度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复杂的制度环境：政府、行业协会、战略集团、社区等不同主体带来的制度逻辑复杂性；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带来的制度层级复杂性；正式制度与区域文化和规范之间的制度内容复杂性等等。这些制度复杂性一方面为企业创新带来了诸多困难，但同时也包容了企业多种形式的创新发展，而如何在复杂制度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取决于企业如何认知这些制度。

弱技术：技术能力薄弱

技术体制包括技术机会、创新独占性体制、技术累积性和支撑企业创新活动的知识基础等，无论从哪个方面观察，中国的技术体制都很薄弱。那么，为什么在如此薄弱的技术体制下，中国企业能如此快速地追赶呢？首先，必须要肯定的是，中国企业具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中国企业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共享全球科技进步的成果，正是因为“反正底子很薄，怎么学、学什么都可以”，灵活的学习为中国后发企业创新追赶累积了足够的必要知识基础。其次，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格局下，不同所有制企业间技术能力结构失衡，引发多次“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之间的大争论。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能割裂起来看，二者的技术活动路径不同，二者之间通过技术流动、人员流动和信息流动实现了技术能力的相互整合，总体上贡献于所在产业的创新追赶。最后，创新独占性制度的缺失，尽管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企业的创新动力，但在学习过程使得新的技术和知识能够快速扩散，推动了产业整体的发展。

总之，中国后发企业创新追赶历程，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有着显著的不同。正是由于市场要素、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的不对称，带来了追赶路径和发展道路的不对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对称追赶战略模式，并把这种模式称为“非对称创新战略”。

非对称创新战略的提出

基于市场、制度和技术要素的非对称性，我们初步提出了基于MIT框架的非对称战略模式。具体地，在大市场、强政府、弱技术的情境下，中国企业在创新追赶道路上需要认真进行制度安排设计、组织设计、追赶路径设计和学习机制的设计才能实现赶超（见图2）。

学习方式的非对称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企业依靠“共享”发达国家的创新成果累积知识基，促进了科技进步，但是现阶段以及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与全球领先企业和国内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下，中国企业不可能继续只是通过引进学习来追随别人的技术发展道路。通过OFDI走出去学习，建立起基于全球创新网络的“内外兼修型”技术学习氛围就变得十分必要。在“走出去”过程中，中国企业已经探索出了多种学习形式。例如，华为从1999年开始在海外布局研究中心，通过把研发中心建立在靠近爱立信、沃达丰等，获取必要市场和技术知识，吸收人才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万向进入美国初期建立万向美国公司并几乎与国内总部隔离，而后以万向美国为桥头堡先后收购20余家美国公司，逐步获取合法性后开始建立公司间的交流合作并从中学习；吉利试图通过并购沃尔沃提升创新能力，但并购后并着急整合，而是相互独立运作，并逐步通过建立联合研发中心等形式实现知识学习。这些学习方式不再仅仅是仅仅引进消化吸收，而是通过全球研发网络的构建，在克服由于技术和制度要素不对称带来“外来者劣势”、“后来者劣势”、“来源国劣势”等多重困境中，利用全球知识实现创新追赶。

组织设计的非对称

由于制度和技术差异的存在，后发企业在构建全球创新网络中需要面对“外来者劣势”、“后来者劣势”、“来源国劣势”等重重困境。如何设计全球创新网络的组织形式至关重要。首先，由于制度、技术和市场要素的差异，后发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模式的选择变得异常复杂。技术和市场的双元驱动——新技术探索或已有技术利用，国内市场竞争力或海外市场扩张——带来海外研发机构的外部合法性需求（在东道国的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需求（在中国企业内部的合法性）的优先选择权不同，根据这一优先选择权的演化来设计进入模式和治理结构。其次，由于中国制度环境的独特性，“走出去”的后发企业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母国与东道国制度双元的压力，再加上本身后发企业技术能力较为落后，中国企业可以通过设计模块化的组织架构，并根据条件逐步实现组织架构与技术架构之间的同构与异构，进而建立“本地——超本地——全球”的创新网络。最后，即使企业只在中国运营也往往要求新的组织设计模式，特别是在现阶段市场和技术环境急速变革的情境下，平台型企业和网络组织大量涌现，在这些新型组织中，企业边界选择、产品技术发展、与外部相关者的关系、内部组织形式等问题值得深入分析。

制度设计的非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