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内需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发力点访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2)

　　关于稳定内需的必要性，这里有这样一组数据对比。2000年中国消费市场是4720亿美元，同期美国消费市场是3.3万亿美元，是中国的7倍。到了2017年，美国消费市场增长了74.4%达到5.8万亿美元，中国消费市场增长了11.5倍，达到了惊人的5.4万亿美元，和美国消费市场规模等量齐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庞大的内部消费需求很有可能牵引中国经济下一轮有质量的持续增长。

　　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各类消费群体的消费偏好精彩纷呈。汽车消费方面，自主品牌快速崛起，汽车后服务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移动终端应用场景逐渐丰富，网络消费的头部效应还在提升过程中。电商平台“赋能”线下商贸零售企业，品类优化和体验改善的同时，着眼于提高客单价和利润率，带动物流行业的规模经济性。优质资源稀缺的医疗服务和教育行业，政策透明度正在提高，民间资本的投资欲望增强。从投资角度来说，优质的消费供给，在满足居民终端消费需求的同时，还将受益于即将到来的政策红利；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龙头公司的竞争优势将继续巩固并得到强化。

　　仍有大量城市具备区位优势

　　培育产业新动能

　　《金融时报》记者：从需求端来看，以往中国货币周期通常与房地产行业调控周期同步，但是在房价上涨压力和严控地产的基调下，此轮地产行业政策难以有实质性的放松。广东省酝酿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的传言更是引发了市场对于未来政策的担忧。您怎么看未来房地产行业的变化和投资策略？

　　高东：房地产行业整体景气度的演变和两个内在因素相关：一是人口红利，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上。大量的高素质人口，以阶梯型涌入不同能级的城市，推动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也提升了所在城市的内生发展动能。二是全球化分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释放了中国制造的产业链红利。放眼神州，无论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三大都市圈，还是以成都、重庆、武汉、郑州等新枢纽城市，它们的快速兴起都是以强大的产业动能为基础。人力资本的释放，带来收入的跃升；收入增长带动支付能力增强，从而为房价稳定提供支持。立足长期视角，中国还有大量城市具备潜力吸纳高素质劳动力，依托自身区位优势培育产业新动能。这类城市的住宅和商业物业，依旧具有长期价值。

　　2016年9月拉开序幕的“分城施策”和“房住不炒”管控策略，非常及时和必要。强调房产的居住功能，淡化其金融属性，既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也有助于解决金融体系的资金空转，推动社会资本脱虚向实。今年7月政治局会议定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同时强调“坚决抑制房价上涨”，也是上述政策的深化和延续。通过大量的兴建、配建各种类型的保障房、廉租房，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通过限价限购限售等措施，防止出现财产性收入导致的更加严重的贫富分化。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房地产调控将继续着眼于兼顾效率和公平，通过增量来弥补存量是非常理性的政策选择。

　　2015年至2017年这三年，我们称之为行业的“快速整合期”，优秀公司不断优化管理体系，完善激励机制，实现了规模与效率的正向互动，集中体现在利润率提高、周转率加快、土储结构改善。2018年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单纯的销售规模增长在“存量博弈”阶段受制于周转率的天花板，“快速开工、快速销售、快速回款”仅仅适用于土地成本相对售价比例较低的项目。限价和限签，带来刚性需求的集中释放，四季度开始显现销售遇冷迹象。随着土地市场冷却和融资成本上升，房地产开发企业普遍面临销售回款和土储质量的两难选择，发展战略需要重新审视。

　　在投资策略方面，我们既要加强对市场环境的观察思考，又要做好“规模、收益率、波动性”的平衡，花更多精力关注投资收益的可持续性，做时间的朋友。在投资标的选择方面，无论债券还是股票，都更加关注公司质地。优秀的企业，意味着更强的前瞻性，更好的执行力以及穿越周期的能见度。在当前的时点，我们更加倾向于用合理价格投资优秀的企业，而不是用便宜的价格投资平庸的企业。

　　消费升级的长期趋势

　　不会改变

　　《金融时报》记者：近期，相关文件和政策陆续出台，您认为接下来“促消费”还将主要在哪些方面发力？这其中蕴含怎样的投资机遇？

　　高东：我们之前通过中美消费市场规模的对比，讨论过内需对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1至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以下简称“社零”）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为9.3%，较去年全年低0.9个百分点。整体终端消费走势仍不理想，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影响了居民消费能力；国内外经济、政策形势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及其他负面因素使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悲观，拖累居民消费信心。另一方面，棚改货币化大幅减少，直接冲击了三四线城市的居民消费，今年的消费刺激政策亦缺少针对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低收入群体的相应政策，作用效果有限。

　　虽然社零数据如此，但是一季度、二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连创新高，相继达到77.5%和78.5%的历史高位。产生这样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投资增速下滑幅度大于消费；另一方面在于服务类消费的较强支撑。社零数据仅统计商品消费，不统计服务类消费。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居住和医疗类消费占比都出现了逆季节性的走高，这两者主要计入服务类消费，并不反映在社零数据中。这两类消费占比的提升也侧面印证了居民消费升级的步伐只是在趋缓，并未停止。

　　9月20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着重强调了对中低收入群体的针对性政策。《意见》有两点最值得关注：一是鼓励和引导农村居民汽车消费，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促进汽车消费；二是强调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梯次升级，带动对食品、饮料、服装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农村地区消费升级，会进一步拉动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类消费需求，包括汽车消费、医疗消费和网络消费。消费升级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围绕着满足“美好生活向往”的消费类公司，都会经历一段类似上世纪80年代美国本土公司的高速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