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破壁者：仙童半导体和八叛逆所缔造的“硅谷模式”(2)

也就是在仙童半导体成立两年并盈利之后，仙童集团行使这一期权，回购了仙童半导体所有股份。尽管当时这八位创始人都拿到了25万元的一笔股权回购的巨款，但同时也让他们失去了对于仙童半导体的控制权，就连担任总经理的诺伊斯也不能在仙童半导体的预算计划、利润分配和员工优先配股权上面说上话。

同时，仙童集团还将仙童半导体的大量利润转移到东岸的其他部门去填补亏空，这些举措既阻碍了仙童半导体的发展，也让员工怨声载道，极大地打击了这些创业者的积极性。

由于一开始仙童对芯片市场前景还抱有怀疑，曾大幅削减芯片开发的预算，因此负责芯片开发的“八叛逆”之一的拉斯特最先选择离开。1961年2月，拉斯特和赫尔尼，连同他们说服的罗伯茨，三人正式离开仙童，创办阿梅尔克（Amelco）公司。“八叛逆”的“叛逃”再次开始。

1962年，同属“八叛逆”的克莱纳也选择离开，成为一名风险投资人。

（诺伊斯和他的团队）

与此同时，仙童的一些管理层和技术人员也纷纷走出，创办自己的公司。拉斯特小组成员的吉姆·霍尔和摩尔的助手斯比特·豪斯创办了Melector，成为仙童的有力竞争对手。1967年，时任总经理的查尔斯·斯波克（Charles Sporck）去了濒临倒闭的美国国家半导体，并将公司从康涅狄格州迁到硅谷，使其重新崛起成为当时全球第六大半导体厂商。仙童销售部主任杰里·桑德斯带着七名仙童员工创办AMD，如今也仍然是仅次于英特尔的微处理器企业。

（英特尔三位创始人从左至右为：格鲁夫、诺伊斯、摩尔）

随着仙童人才的流失和经营业绩大幅下滑，1968年诺伊斯和摩尔决心辞职，带着安迪·格鲁夫一起离开仙童，创办了此后大名鼎鼎的英特尔。

再之后，格里尼克和布兰克也先后离开，至此，“八叛逆”都已离开亲手创办的仙童半导体。

仙童半导体的光环随着这些开创者的离开而逐渐消失，到今天仙童半导体几经辗转、易主，已经彻底沦为一家普通的公司。随着2016年被安森美半导体收购之后，世上再无仙童。

不过，仙童半导体所开创的企业模式和八叛逆所引发的创业浪潮，从此在硅谷生根发芽。硅谷之火就此已成燎原之势。

仙童半导体所开创的“硅谷模式”

“当时根本没有办法（白手起家）成立公司，没有风险投资的机制，更不用说风险投资机构。”

后来回忆仙童半导体的成立之时的境况，风头教父阿瑟·洛克如此说道。

所以，仙童半导体的出现既是必然，也有偶然因素。也正是像洛克这样的投资商人的努力和企业家费尔柴尔德的前瞻眼光，才促成了仙童半导体的出现，成为第一个从零开始摘取半导体产业果实的企业。

如果说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则像一个新旧企业时代过度的试验品，仙童半导体就是真正跨入现代科技企业的成功品。

仙童半导体之所以成功的另一偶然因素是赶上了冷战背景下的美苏争霸。美国政府的军事工业项目成为仙童、德州仪器、摩托罗拉等多家半导体厂商崛起的重要因素。

由于军事项目对于芯片的可靠性要求极高，但对成本并不敏感，因此使得芯片的发展一开始就以提高技术标准为核心驱动力。所以，一开始成本高昂的芯片因为得到政府的大额订单才得以发展，而大规模订单也推动了芯片的完整供应链体系的建设，使得芯片量产加速实现。

仙童半导体的成功同样源于它的种种开创之功，也正是这些企业创新，造就了此后的“硅谷模式”。

仙童的创办得益于“技术+资本”合作的模式，创业者以技术入股，资本进行风险投资，组成新公司，一方面降低了技术人员的创业压力，企业的成功也带给资本高额的回报。这一创业模式成为硅谷大多数高科技创业公司的模式。

仙童还开创了高速技术创新和产品应用相结合的市场模式。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生存的基础，产品应用的低成本普及使得企业规模快速做大。在依靠军工项目打下基础后，仙童又开始走民用产品路线，技术开发路线也尽可能避开军工产品标准，使得在香港离岸设厂成为可能，也使得仙童在此后激烈的半导体竞争中取得先机。

最重要的是，仙童的成功给了从仙童走出的人才可以复制的成功模式。仙童也在诺伊斯的带领下，开创了最早带有极客风格的公司管理风格。他以肖克利为反面典型，提倡尊重、公平、开放和信任的团队文化，使得仙童半导体成为一家有着反叛和创新精神的高科技企业。如果不是受到带有东部老派工业气息的仙童集团的掣肘，仙童有可能成长为半导体产业的巨头。

不过，也正是因为仙童半导体的衰落，才使得无数的人才带着反叛的野心出走，成就了一家又一家硅谷的明星半导体公司。

正如乔布斯所言，“仙童半导体公司就像一只成熟的蒲公英，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

此后，在仙童和他的后继者的努力下，芯片产业也在美国的科技产业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