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考古学解读：视角与新认识

随着新技术层出不穷，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被革新。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技术”这个概念呢？长期以来，考古学常常将技术视为简单的“工具”。然而，近些年的讨论和研究逐渐揭示，技术远不如此单一。它实际上融入了社会的日常实践，其背后是记忆、传统和群体经验共同作用下的选择和塑造。技术关乎效率，更涉及价值观、文化体系和社会结构的深层影响。

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及文物局主办的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围绕“技术、社会与考古学”展开，吸引了全球学者齐聚一堂。他们共同探讨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联系，从考古学的角度思考技术如何影响古代社会变迁以及未来发展。

技术作为适应工具

面对环境剧烈变化，古人又是如何应对的？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通过分析数千年来的人类灌溉、梯田、轮耕、水利和迁徙，追问技术如何成为应对不稳定气候和自然灾害的解决方案。

以美国缅因大学的丹尼尔·桑德韦斯为例，他带领团队研究了秘鲁沿海将近5800年来的考古资料，分析厄尔尼诺现象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研究发现，古代秘鲁人并未消极地承受自然灾害，而是主动采取措施应对。举例来说，约公元前4500至3600年间，秘鲁北部一处新石器时代村落旁就兴建了拦沙坝，用于抵御由厄尔尼诺引发的泥石流。地层发掘显示，早期确实经历过严重的泥石流灾难。

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中亚高原游牧文化通常没有城市形态。可乌兹别克斯坦和美国学者联合实地考察中亚高海拔地区后发现，那里过去存在规模庞大的城市遗址，并配有防御体系。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图贡布拉克遗址，考古人员揭示出城墙守护的土丘、大型建筑群、道路、梯田和工程设施，还发现了外围更广泛的防护圈，总面积达120公顷。试掘结果显示，该城墙最早可追溯至6世纪中，使用时间持续到11世纪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施劲松认为，耐寒作物的种植、山地工程和贸易通道，把昔日偏远地区变成了人们的生活重心。这一发现有望重塑中亚历史的核心叙事。

施劲松总结道：“技术、价值、知识和协作共同塑造了人类抵御环境变迁的韧性。”

技术作为工艺和生产力

本届论坛有不少学者关注陶器、冶金、纺织与石器制作工艺，详细解读技术进步如何推动劳动组织、知识传承以及器物的文化意义演变。

以中国的铜镜铸造为例。自齐家文化时期始，铜镜工艺已超过四千年，到了汉代又在技术和文化层面达到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白云翔指出，汉代铜镜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它的日常普及，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信息，展现了当时铜铸工艺、美学偏好、习俗信仰和对外交流的发展。他以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发现的汉代铜镜范为例，梳理了铜镜的材质、色泽、造型、焙烧温度与纹样等细节。

俄罗斯莫斯科历史博物馆的娜塔莉亚·施史莉娜则对欧亚草原和高加索青铜时代的纺织工艺进行对比研究。她发现，距今5500至5000年前的北高加索迈科普文化已种植亚麻并掌握纺织工艺，之后这种工艺随族群消失而终止；南高加索的麻制品生产延续至4000年前，后来被羊毛纺织替代。欧亚草原地区则未见麻遗存，但当地人利用野生韧皮纤维和编结术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工艺体系。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手工技术与产业结构及社会形态之间形成了高度复杂的互动，未来的手工业考古将继续探索这些关系。

技术驱动社会变革

青铜器被视为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那么青铜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演进？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琴分析道，青铜器起初作为生产工具，渐渐演变为武器，然后又被纳入祭祀礼器体系，成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随着青铜技术扩展和社会分工精细化，青铜器甚至担负起货币职能，连通了地区间贸易。例如古希腊通过青铜器和埃及、两河流域建立了贸易纽带，中国商周的青铜运输网络则强化了南北技术与文化交流。

青铜器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技术进步，而是与社会需求高度联动，反映了自然掌控能力、社会组织结构与经济体系的变革。

瓷器生产同样深刻影响了城市发展和社会结构。

以江西景德镇詹家下弄和刘家下弄清代街区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睿通过考古发掘厘清了城区道路及排水系统的布局，证实了自清代以来景德镇南区已配备大型排水设施。

王睿介绍，瓷业规模扩大后，需解决大量生产废水的排放。明末清初，当地沿沟溪修建了不少零散下水道与窨井。至清代中期，排水系统日趋完善并逐步连通。清末到民国时期，形成了长达3.3公里的主排水道，最大一条自莲花塘南下，直抵长江，全程2.2公里。

近千年的陶瓷业活动，逐步塑造了景德镇的城市风貌，形成了御器、御窑厂为核心，两条南北向主干道贯穿东西向道路的独特格局。

从论坛的交流可以看出，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一种认知，更是一种伦理实践。面对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环境变化和人口结构调整，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前人应对挑战的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