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数据官：引领数字时代的核心力量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其他七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提出，要推动企业建立首席数据官（CDO）制度，持续推动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标准的落地，进一步打牢企业数据治理基础。

其实，关于首席数据官的相关要求并不是首次被提出。近年来，《加快数智供应链发展专项行动计划》等政策文件多次鼓励设立首席数据官岗位，使其逐步走入企业管理者和社会公众的视野。作为数字时代新兴的核心岗位，首席数据官承担着管理企业数据资产、释放数据潜能、带动业务创新与企业转型的重要职责。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在政府层面推行了首席数据官制度。”专注数据治理研究的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韩啸向科技日报透露，近年来，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对数据管理岗位的重视程度持续上升，正由试点逐步向更广范围的应用推广。

首席数据官的具体职责有哪些？他们会遇到怎样的现实挑战？未来又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科技日报就此访问了多位行业专家。

释放数据“金矿”的能量

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纳入与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范畴。

数据的战略地位因此得到空前提升，也让首席数据官这一角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人物。

在普通人眼中常常被忽视的数据，在首席数据官视野中却蕴藏着被激活的巨大价值。

数族科技（南京）公司的首席数据官杨平举例，哪怕是一张平常的购物发票，背后也潜藏着经济价值。“发票内容揭示了采购过程中的时间、交易双方等信息，长期积累下就是企业经营的数字轨迹。”杨平介绍，挖掘发票背后的数据，可对企业及行业走势作出分析预判。

依托这些数据积累，数族科技已在江苏省数据交易所上线了36类数据产品，覆盖数据应用、企业画像、动态评估与风险预警等场景，助力企业在经营决策、风控等方面实现智能升级。

“这些数据产品实际上相当于企业的‘健康体检表’，能够即时反映企业当前的业务状况。”杨平指出，以前银行评估贷款对象需要实地走访核查，耗时一周左右，而现在有了数字画像，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核验，提高了效率。

据国际数据管理协会（DAMA）大中华区的汪广盛介绍，首席数据官的主要职责包括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治理与质量管理、数据开发利用、价值实现，以及数据安全和合规性管理等三个方面——有效管理数据资源，推动组织转型，建设专业团队。

汪广盛表示，优秀的首席数据官能通过系统性管理，把“沉睡”的数据变成企业发展的新引擎，将机构带向数字化战略的前列。

世界范围内，像美国等西方发达率先实施了首席数据官制度。

2002年，美国第一资本公司最先设立首席数据官岗位，随后金融、电商、互联网等数据密集型行业纷纷跟进。2009年，美国科罗拉多州设立了首位政府首席数据官，并带动各地政府效仿。截至目前，英国、法国、加拿大等众多发达同样建立了首席数据官相关职位。

韩啸认为，首席数据官制度舆情网兴起与我国大数据战略、“数据要素”市场体制改革密不可分。设立这一岗位既符合当下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也是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在政策层面，2018年原银保监会发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首次提出“设立首席数据官”政策。随后发布的多项文件也鼓励企事业单位和政府设立首席数据官岗位，不断强化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

韩啸指出，首席数据官制度正逐步成为推动高质量数字经济发展、提升现代治理水平的关键杠杆。进入202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及地方政府开始设立首席数据官岗位，实现多层面同时推进。

“新角色”面临诸多难题

真正走上首席数据官岗位，实际工作远比设想中复杂。

普华永道《2023中国首席数据官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国内首席数据官或相关管理岗位的普及率仅为1.3%，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不少受访企业反映，数据管理工作推进遇阻，原因包括机制不健全、部门分工模糊、缺乏清晰的数据战略等。

昆仑之数（成都）科技有限公司CEO黄万忠观察称，尽管“首席数据官”头衔属于高管序列，但实际上很多岗位并未进入公司决策核心，通常隶属于首席信息官或首席技术官体系下，这使得其协调资源、落实职责时面临一定障碍。

恩核数据创始人郑保卫对此也有感触。他表示，“首席数据官如果只作为信息或技术部门的附属，很难有足够的话语权，跨部门推动项目时沟通阻力很大。”

目前，大部分首席数据官以兼职为主，能够独立领导成体系数据管理团队的并不多。

以大数据行业经验丰富的黄万忠为例，曾在神州数码担任首席数据官，管理团队规模超过2000人。然而他坦言，能有这样规模团队的首席数据官只是少数，更多人并未掌握足够资源，很难实现预期价值。

数据显示，目前政府领域的首席数据官多为兼职，年龄段主要为56-60岁男性居多。韩啸认为，兼职频繁带来的管理变动，容易导致数据治理碎片化，甚至带来短期行为和“面子工程”等问题。

在认证方面，首席数据官目前尚缺乏官方或权威的资格认定，多数由民间行业协会等机构实施社会化培训与认证。

郑保卫不久前获得了北京市首批正高级大数据工程师职称。他介绍：“目前还没有全国性首席数据官的权威认证，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大数据专业人才的认定办法。”

杨平也期待官方资格认证尽快到来：“随着数字经济兴起，从事数据管理的人才持续增长，建议高校或政府部门加快首席数据官相关培训和评价认证，让职业发展更有规范性和权威性。”

随着数据要素市场不断成熟、数字化转型纵深推进，市场对首席数据官人才的需求依然旺盛。《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数字经济人才总数为3286万人，但实际需求高达6500万人，人才缺口已超3200万人。

具备跨界技术与管理能力的首席数据官更为稀缺。郑保卫预测：“目前国内在岗的首席数据官人数不足万人，而市场需求量可能达数十万。”

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约为17%，可见数字产业仍有巨大市场空间。业内普遍认为，未来两三年数据产业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数字经济迫切需要更多复合型、高水平的首席数据官人才。

“C位”人才力量需要集结

2024年初，全国首笔“具身智能数据集”在江苏省数据交易所挂牌成交，成为行业关注焦点。

这一“开年首单”落地江苏，也因当地早早推动首席数据官制度而非偶然。南京大学数据管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夏义堃介绍，《江苏省贯彻落实〈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工作手册》对各级部门首席数据官的职责作了明确界定，目前南京、苏州、无锡等地已经建立覆盖全市的首席数据官体系。以苏州市为例，市、区县、街镇三级已设立首席数据官，并赋予信息化建设“一票否决权”。

夏义堃指出，只有为首席数据官赋予充分的职责和权力，才能让数据管理岗位真正发挥重要作用。江苏省的实践经验为全国推广这一制度积累了有益样本。

建立健全人才队伍只是第一步，未来还需进一步明晰首席数据官的工作职能和权责分配。黄万忠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出台更具指导性的政策，明确首席数据官在大型国企、重点行业及地方政府中的设立原则和主要职责领域，形成保障创新、安全并重的制度环境。

资料显示，美国、英国等已通过立法明确了政府首席数据官的岗位要求。例如美国《基于循证决策的基础法案》对首席数据官的职责、核心能力与组织体系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并将数据人才培训纳入法定任务。

我国尚未有法律层面对首席数据官角色予以界定。夏义堃建议，可借鉴国际做法，把首席数据官职能地位以法律或规章明确，为数据治理体系提供坚实基础。

韩啸形象地将首席数据官比作“三面镜子”——用“望远镜”把握战略方向，用“放大镜”挖掘数据价值，用“显微镜”排查潜在问题。他认为，现阶段首席数据官的技术和业务能力较突出，而在战略和综合素养上还有优化空间。

因此，韩啸建议，通过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双轮驱动，推动高校在管理、计算机等相关学科开设数据治理课程，联合企业、高校及政府共建培养基地，实现在岗实践锤炼。

对于人才供给和认证方面的短板，郑保卫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指导和标准，推动行业协会建立统一规范的认证体系，使更多人才走上首席数据官岗位，助力数字中国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