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助力考古发掘尘封历史（观古）

　　图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提供

　　1974年，夏鼐（前排右三）陪同秘鲁考古代表团参观碳十四实验室。　　图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提供

　　科技考古是考古学体系中的重要板块。它主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与分析方法，对古代遗存及相关材料进行检测、研究和识别，从而探讨古代人类的活动方式、生存状态、社会结构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总结其演变规律。虽然路径不同，但科技考古与传统考古学的根本目标并无二致，都是通过遗物理解古人，尽可能还原古代社会的发展面貌，认识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

　　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可以发现，自然科学技术和考古研究几乎是同步推进的。早在1921年，地质学家安特生主持发掘河南渑池仰韶遗址时，就已注意到生产工具和动物遗骸等材料的重要性，并邀请地质学家袁复礼绘制遗址地形图。

　　1926年，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时，同样请袁复礼测绘遗址地形。此后，殷墟、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也一直重视人骨、动植物遗存以及冶金遗物的采集和研究，这也为中国人骨考古、动植物考古和冶金考古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学家夏鼐在规划新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时，明确提出要借鉴国外考古学界利用自然科学新方法解决考古问题的经验，以此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

　　1965年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成我国首个碳十四断代实验室，这通常被视作中国科技考古正式起步的重要标志。自此，中国考古拥有了科学的绝对年代测定手段，对各地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年代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

　　1988年，第一次全国实验室考古学术讨论会在广西南宁召开。那时“科技考古”尚被称为“实验室考古”，但这次会议意味着这一领域已在全国考古界获得广泛认同。次年，第二次实验室考古学术讨论会在安徽合肥举行，会上决定将“实验室考古”正式更名为“科技考古”，进一步突出了以科学技术手段解决考古学问题的学科定位。

　　199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整合原有实验室、技术室、体质人类学组和动物考古学组，成立考古科技与实验研究中心。与此同时，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也陆续调整力量、加强布局，持续推动科技考古发展。此后，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的实施，我国科技考古在精密仪器配置、技术方法更新以及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并逐渐走向成熟。

　　近十年来，中国科技考古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碳十四测年、数字考古、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植物考古等，已经成为田野调查、考古发掘和后续研究中的常用手段。与此同时，以古DNA为代表的分子考古学、微观形态分析、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等新兴方法也越来越受重视。有研究者认为，古DNA技术正在推动考古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人类起源、人群迁徙、基因交流等研究中带来了重要突破。同位素生物考古也已由过去的辅助性技术，逐步转向考古解释的核心工具。不少学者指出，同位素分析已不再只是单纯的技术手段，而正在成长为生物考古的重要分支，使研究从单一的描述走向多维、系统的解释。残留物分析同样从单项技术发展为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框架，为中国考古学由“文化史重建”迈向“社会史与生业史研究”提供了关键证据。

　　近年来，科技考古已经成为衡量考古研究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当前这一领域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和国际化特点，不少研究成果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科技考古也成为中外联合考古的重要技术支撑，相关方法已在乌兹别克斯坦、埃及、洪都拉斯、罗马尼亚等国家的考古合作项目中得到实际应用和检验。

　　可以说，科技考古有效突破了传统考古学过于依赖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的限制，显著拓宽了考古信息获取的渠道，也进一步增强了学界认识和解释古代社会的能力。

　　面向未来，中国科技考古既要继续发挥服务传统考古研究的技术支撑作用，也应推动各分支方向实现相对独立和深入发展，并在“信息提取—考古研究—理论阐释”这一框架下实现更紧密的融合，为全面复原古代社会提供更丰富、更立体的学术支撑，逐步形成具有自身方法论和理论解释能力的成熟学科体系，进一步推动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