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颗种子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图a展示的是上山遗址陶片中发现的带芒稻谷，图b为该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图c和图d为上山遗址陶片；图中绿色部分为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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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展示的是上山遗址陶片中发现的带芒稻谷，图b为该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图c和图d为上山遗址陶片；图中绿色部分为水稻。　　作者供图

　　考古学长期关注三项重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其中，农业起源连接着前后两个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大约在1万年前，人类开始有意识地驯化动植物，这成为文明演进史上的关键一步。到了20世纪60年代，新考古学，也就是过程考古学，对传统考古研究路径提出了新的挑战。以往更重视“这属于什么文化、处在哪个分期”，而新考古学更在意“人类怎样适应环境、生产生活如何展开、社会结构如何形成”。农业起源所涉及的，正是人类由狩猎采集走向定居农耕的过程，因此也成为文化生态和过程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植物考古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一门重要的交叉学科。它通过提取和分析遗址中与古代人类活动相关的植物遗存，去认识古人如何利用和选择植物，如何维持生计，农业怎样起源并扩散，作物怎样被驯化和栽培，同时也帮助我们理解古代聚落环境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植物考古研究什么

　　植物考古关注的内容很多，包括先民的饮食构成和生业方式、作物驯化与栽培的开端、人居环境与人地关系、农具及加工技术，以及作物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传播过程。它所承担的研究任务，如发现遗址、判断年代、分析社会组织、认识居住环境、还原食物结构、了解工具和技术、追踪文化交流等，几乎可以看作是新考古学关于各个子系统研究主张的具体实践。

　　在方法上，植物考古十分强调证据和过程分析。遗址中的植物种子来源并不单一，打谷、耙地、扬场、粗筛、舂捣、筛选、碾磨、储藏等一系列农业活动，都可能让植物遗存进入堆积之中。因此，研究者首先要弄清这些遗存是怎样进入遗址、又是如何被埋藏保存下来的，之后才能展开进一步解释。提取植物种子通常会用到手工拣选、浮选和水洗等方法；在鉴定阶段，则借助体视显微镜观察其形态、色泽和大小，必要时还会使用扫描电镜辨认更细致的组织结构差异。分析时既包括性质判断，也包括数量统计和出土概率的计算。至于微体植物遗存，由于其具有耐高温、耐酸碱等特性，研究中常通过沉降法或重液提取法从土壤中分离出来，再加入玻璃珠进行定量处理，最后在生物显微镜下完成分类与统计。

　　陶片印痕与稻作起源

　　水稻是世界三大主粮作物之一，但关于它究竟起源于何处，学界长期存在不同意见。位于长江下游、距今约1万年的上山遗址，一直被视为探索稻作农业起源的重要地点。不过，遗址中属于上山文化早期阶段的炭化稻米数量非常有限，而且缺少小穗轴等更具说服力的证据。也因此，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单凭陶片上数量不多的稻壳印痕，还不足以判断当时稻谷的种群状态；若要讨论驯化问题，至少应看到非落粒型穗轴及其比例等更可靠的指标。

　　面对这一问题，研究者换了一个角度继续推进。既然古人在制陶时会掺入稻壳等植物作为羼和料，那么陶片内部实际上可能保留了大量植物遗迹。基于这一思路，研究团队对上山遗址出土的夹植物陶片进行了显微CT扫描，并借助三维重构技术加以分析。结果显示，陶片中不仅保存有带芒的完整稻谷，还识别出数量可观的水稻小穗轴。统计结果表明，虽然落粒型所占比例更高，但非落粒型的比例也不低于12%，说明当时的水稻已经进入驯化过程。与此同时，稻谷的尺寸以及稻芒的特征，在与野生稻和驯化稻进行比较后，也都支持这一认识。这些发现为“长江下游是世界稻作农业重要起源地之一”提供了新的关键证据。

　　作物传播与文明交流

　　如果说对稻作的研究主要回答的是“农业如何起源”，那么对麦类和粟作农业的研究，则更多是在解释“农业如何传播”。

　　无论是丝绸之路，还是欧亚草原地带，都是史前至历史时期农牧人群迁徙和扩散的重要通道。而这种传播并不是单方向完成的，其间始终伴随着双向甚至多向互动。过去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自西向东的传播路径上，对于自东向西的过程讨论相对不足。随着大量遗址浮选工作的开展以及碳十四测年的不断积累，学界逐步重建出起源于中国北方的粟作农业向西传播的时间和空间路线。

　　不过，作物传播从来不是简单地取代原有传统。研究表明，粟黍传入西方之后，其黏性基因被“关闭”，由于难以融入当地以粉食为主的饮食体系，它在欧洲饮食文化史中的位置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相对而言，小麦进入东方后，则较顺利地进入了以粒食和蒸煮为主的传统之中。由此可见，作物可以跨越地域不断流动，但饮食习惯往往更稳定、更保守。新的作物要真正被接受并长期延续，必须能够适应并嵌入当地既有的饮食结构。这也是植物考古所揭示的早期文明交流图景中非常生动的一面。

　　从陶片中保存下来的稻壳痕迹，到穿行于欧亚大陆之间的粟黍传播路线，植物遗存让原本沉寂无声的遗址重新提供了清晰的信息。植物考古所追问的，不只是作物最初出现在哪里，更关乎人类怎样作出选择、怎样适应环境，并在变化中延续自身的生活传统。当一粒种子的历史被重新辨认出来，关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线索也就更加完整了。

　　（作者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