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成果公布（助力文化自信与自强）

　　图②：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多件器物。

　　图③：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出土的玉龙。

　　图④：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核心区地貌景观。

　　图⑤：山西昔阳钟村遗址出土的陶爵。

　　图⑥：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青铜汲水罐。

　　图⑦：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出土的人龙合纹玉佩。

　　图⑧：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出土的秦代龙纹踏步砖。

　　图⑨：浙江绍兴越国都城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的器物。

　　图⑩：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鸱吻残片。

　　以上图片由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办公室提供。

　　图①：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出土的巨型石叶石核。　　图②：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多件器物。　　图③：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出土的玉龙。　　图④：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核心区地貌景观。　　图⑤：山西昔阳钟村遗址出土的陶爵。　　图⑥：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青铜汲水罐。　　图⑦：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出土的人龙合纹玉佩。　　图⑧：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出土的秦代龙纹踏步砖。　　图⑨：浙江绍兴越国都城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的器物。　　图⑩：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鸱吻残片。　　图像由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办公室提供。

　　4月28日至29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联合主办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北京顺利举行。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山西昔阳钟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以及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等十项重要考古成果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一系列新发现集中体现了近年来田野考古的突出成就，涉及旧石器时代、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及夏商周三代等核心领域，深刻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多样性，对于探寻中华文明源流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表示，目前中国考古领域人才不断壮大，老遗址持续精细发掘，新的重要遗址相继涌现，史前至历史时期的考古进展呈现齐头并进态势。

　　文明起源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

　　本年度入选的多个遗址成果，为探讨中华文明起点提供了新的考古证据，持续推动史前社会发展脉络的深入梳理。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核心文化层属仰韶晚期，经碳十四测定，年代在距今5100年至4700年之间。遗址区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中心区域由大型房址群、夯土台和环壕构成。北侧发现一处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级院落，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五千年前宫殿式遗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认为，南佐遗址的体量超越二里头、陶寺、石峁等著名都城遗址，其发现刷新了黄河上中游早期文明格局认知，并为“中华文明有五千年”这一结论提供了直接考古支持。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将红山文化时段向前推进近200年，填补了冀西北地区相关考古的空白。遗址发掘百余座墓葬，祭祀遗迹近两百处，出土文物逾600件（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指出，这是红山文化核心区以外首次发现并系统发掘的代表性遗迹，不仅延长了红山文化时间线，同时扩大了其分布范围。“该遗址为探讨红山文化中心的转移、族群迁徙、社会结构和丧葬礼俗变化，提供了新的考古素材，也是解析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赵辉表示。

　　都城考古续写历史新篇

　　今年入选的新发现中，都城遗址的陆续揭示，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治理体系变迁的认识。

　　河南郑州商城被认为是目前已知商代早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遗址，2025年度发掘获得多项新进展。首次发现了大规模仓储遗迹、覆盖全城的人工水利体系，以及多处高规格祭祀遗存和新增贵族墓葬，进一步厘清了早商城市体制。王巍指出，郑州商城在仓储、水利、手工业和祭祀等方面，展现了早期都城有序规划、功能完善的面貌。相关研究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极大推动了对夏商文明的深入理解。

　　浙江绍兴越国都城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考古获得重大突破，理清了越国城墙、宫殿台基、高等级祭祀场所分布情况，考古实证了文献中有关越王勾践定都会稽的历史。据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介绍，长期以来，绍兴作为历史越都和会稽郡治多见于古籍记载，考古实物证据相对薄弱。本次考古实证了越国都城与会稽郡治格局，明晰东周与汉六朝时期地上台基与地下木构基础相结合的营城方式，成为“城址未变、文脉延续”的典型范例，也为南方古都营建及治理体系研究提供了样本。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都城遗址的考古发掘都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同步展开，通过有效协商，实现了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双赢。

　　多学科融合，“让遗址说话”

　　2025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展示了考古学科的跨界合作和技术升级。研究视野更加宏观，聚焦于文明起源、社会结构、文化互动等重大主题，科学方法和跨界整合逐步打破专业壁垒。

　　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也推动了一批遗址意义的重新认识。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通过原材料溯源等方法，揭示了22万年至1.3万年前人类技术变迁历程。黑曜岩不仅支撑区域内大批石器制作，还跨越长距离流通至俄罗斯远东、朝鲜半岛甚至中国山西，外来原料也输入遗址区，展现了早期人群广阔的资源交流网络，彰显中华文明的深厚起源。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综合运用C14测年、光释光等多门学科方法，首次明确了最早红烧土建筑形态，发现北方最早使用红曲霉酿制酒精饮品的证据，并揭露出层累丰厚的晚期旧石器遗存。陈星灿表示，这些新成果极大丰富了新石器时代北方人群的生活图景，连贯展现了从采集狩猎社会到定居农耕文明的演变，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坚实证据链。

　　此外，山西昔阳钟村遗址出土了迄今夏末期规格最高的高级贵族墓。考古团队与多家科研机构联手，追溯扇贝、绿松石、朱砂等物件的原料产地，确认了湘黔、洛南等地跨区域物资流通，实证了夏晚期多元交流和贸易网络；陕西富平长春遗址清理出西周大墓群、分格式聚落和专业手工业区，配合聚落系统研究，还原西周王畿的政治格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则借对建筑、瓦当等出土遗物形制比对，印证了秦始皇东巡建琅琊台的历史，同时勾勒出秦汉时期的海洋管理策略；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则通过多学科协作，核实其西夏官窑性质，梳理出制瓷技术变迁，经证实为中国历史上南北手工业技术与民族文化互动的重要见证。

　　王巍强调，多学科、科技赋能让考古工作实现了“让遗址发声”，系统重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为传承民族根脉和弘扬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2026年4月30日 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