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规划点燃“中国人造太阳”希望

根据“十五五”规划，发展核聚变能源被列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规划中提出，要实现氚燃料制备与循环、关键材料抗辐照、高性能激光、超导磁体制造等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同时开展氘氚聚变实验以及多元技术路径的可行性验证。这些目标为我国核聚变技术的研发指明了方向，也意味着核聚变将在“十五五”期间从科学实验加速走向工程化和产业化阶段。

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当前主流核聚变技术路径显示，一升海水里提取的氘，只需通过聚变反应就能产生相当于300升汽油发电的能量，而且不会产生高危的核废料，也不排放二氧化碳。随着“双碳”进程加速，核聚变能源成为业界认为最理想的清洁能源之一。

“在核聚变研究领域，中国已与欧美、日本并肩居于世界第一梯队，有些技术甚至处于领先水平。”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介绍，近年来我国在高参数运行、长脉冲放电、射频负离子源中性束加热等技术方面持续进入世界前沿，比如聚变堆核心部件研发、主机装配等领域都取得了系列进展。可以说，中国磁约束聚变研究已经进入国际主流阶段，与国外同步处在向实验堆工程阶段过渡的关键路口。

这些进步的取得，离不开国家在关键技术、实验设施和人才储备上的全面布局。中国将核聚变视为未来重要产业轨道，相关部门紧扣聚变攻关重点，支持建设多个国际一流研发平台，联合企业、高校和研究院所，推动科技攻关和人才培养。我国也主动对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通过研制作业关键部件，在堆芯、诊断、电源、超导磁体等领域实现了技术跨越，孕育出一批高新技术产业。

这些年中国在核聚变行业的成果也收获了世界级认可。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源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将落户成都，彰显了我国在这领域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中国目前规模最大、参数最高的聚变装置——“中国环流三号”已步入能力升级阶段，计划2027年率先在国内进行聚变燃烧实验，这或将成为我国核聚变研发从科学探索到工程应用的重要跨越。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聚变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白兴宇介绍：“我们的目标，是2035年打造聚变先导实验堆，2045年前后建成示范堆。”

产业生态加速重塑

放眼全球，商业化可控核聚变已经迎来加速发展阶段。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目前全球大约有40个聚变研发项目同时推进，民营聚变企业也不断涌现，围绕聚变商业化尝试全新技术路线。在这一浪潮中，中国“国家队引领、民营创新并进”的聚变产业新格局逐步建立。从政策制定到企业实践，创新生态正在形成。

政策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自今年1月起正式实施，明确鼓励和支持可控热核聚变研究。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也对聚变技术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

段旭如表示，这两项政策对聚变产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原子能法首次为受控热核聚变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给予法律保障，加快产业步伐；另一方面，“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积极布局先进核能和可控聚变，为行业发展注入战略动能。

2025年7月，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成立，这意味着我国聚变技术由科学研究加快向工程化、产业化转型。公司董事长刘叶介绍，聚变技术研发投入巨大、周期长，公司通过商业化运作，着力攻关关键技术，借助上海国际科创中心的资源优势，打造全球聚变能源创新高地。

民营企业方面，段旭如认为，多样化的技术路线给聚变能源商业化带来新动能，同时也让传统聚变研发获得有益补充。

刘叶表示，未来五年会是聚变能源领域创新主体广泛参与、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新生态持续扩展的重要阶段。

科技溢出效应显著

尽管核聚变研发进展顺利，广阔前景仍伴随着大量科技和资金投入的不确定性，重大突破并非一蹴而就。

专家指出，核聚变研发涉及百余项高端技术，是高度系统化的创新工程。在聚变技术攻关的过程中，许多技术成果具备外溢作用，不仅加快产业链成熟，也推动超导磁体、等离子体等关键技术在氢能、矿产选别等领域的实际应用。

比如，四川成都的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科研团队，正用“人造太阳”项目积累的等离子体表面工程成果，开发非贵金属催化电极，实现大幅提高制氢效率，降低水分解制氢的成本，对绿色氢能规模化制备起到促进作用。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应用技术开发所所长王晓宇介绍：“我们主要运用等离子体的高活性，用常规金属打造出能够替代贵金属的高性能电极，成本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相关技术也能推广到其他领域。例如，全球科技公司正竞相布局新一代玻璃基板封装材料，聚变等离子体技术能够极大提升封装集成度。“芯片封装的互连密度能显著提升，成本有望降低到有机基板的八成。”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陈美艳表示。

此外，众多合作企业也积极参与关键配套技术研发。段旭如举例称，一家成都企业承担了真空检漏设备的研发任务，尽管技术挑战巨大，最终却实现了全球聚变行业首个国际标准的突破。